世界首条转基因鱼诞生在中国。彼时，该技术领先美国同行三年时间。二十五年后，美国实现世界上首例转基因鱼的商业化，而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首创技术依然在围城中徘徊。
 
    最近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(FDA)正式批准转基因三文鱼上市，从而使美国成为转基因动物消费领域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国家。
 
    然而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，在转基因鱼的上市之路中，美国其实是后来者。
 
    1990年，一则关于世界首条转基因鱼的报道刊登于《纽约时报》。这条鱼的“主人”是中科院院士、中科院水生生物所研究员朱作言。彼时，该技术领先美国同行3年时间。
 
    遗憾的是，25年后，美国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鱼的商业化，而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首创技术依然在围城中徘徊。
 
    领跑者的无奈
 
    1983年，由朱作言领衔的团队通过“显微注射技术”，成功将重组人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鲫鱼受精卵，获得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鱼。
 
    “当我们做出第一条转基因鱼时，国外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。”朱作言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，之所以萌生转基因鱼的想法，是受到了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先生的启发。“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，我们不可能拿到鱼的基因，所以只能把总体的DNA转进去。”
 
    牛刀小试后，朱作言信心倍增。1991年，他又对黄河鲤鱼进行了“改造”。“我们克隆了草鱼生长基因，并换上鲤鱼自身的肌动蛋白基因启动子，然后转移到黄河鲤鱼的受精卵中，让黄河鲤鱼带有促进草鱼生长功能的蛋白质。”
 
    研究显示，在同等养殖条件下，转基因鲤鱼的平均生长速度比普通黄河鲤快52.93%～114.92%。经过多代筛选后，研究人员获得了稳定的“转全鱼生长基因黄河鲤”品系。此项技术可将养殖周期缩短一半，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和风险，也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。“我国鲤鱼年产量在500万吨以上，应用潜力很大。”朱作言说。
 
    嗅觉敏锐的美国商人很快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商机。2000年，培育转基因三文鱼的美国公司AquaBounty Technologies首任总裁埃利奥特·恩提斯曾专门来到武汉，与朱作言寻求合作可能。
 
    “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兴趣，但由于鲤鱼在美国没有太大市场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如果当年做的是三文鱼，很可能第一个上市。”朱作言表示。
 
    那么，世界上第一条转基因鱼为何没能在中国本土市场化?

    “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。”朱作言说，“尽管在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，但要第一个进入市场，我没有信心，政府也不会有这个勇气，特别是面对着转基因被长期误解的社会舆论。”
 
    科学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
 
    尽管未能最终撞线，但朱作言依然对美国转基因三文鱼上市感到欣慰。
 
    “这是一件好事。”在朱作言看来，转基因三文鱼上市的意义不只在于事件本身。“它打开了转基因动物进入市场的大门，对于食用转基因农产品有很大的推动作用，科学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。”
 
    其实，在转基因三文鱼的上市过程中，美国也可谓步步为营。FDA直到2010年才完成了食品安全评估，2012年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估。“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最终上市，一方面是顾及公众反应，也有来自传统三文鱼产业的压力。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，最终上市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 
    “政府的决定至关重要，说明它能判断出这个事情代表着未来的生产力和发展方向。”朱作言强调。
 
    不仅如此，科学家也对自己的职能有着清晰的认知。“美国科学家非常清楚做到哪一步、该由谁来接力，不像我们的科学家，从研究到市场化都要由自己完成。”朱作言说。
 
    这样的底气来自美国社会强大的研发转化机制。“一项新的科学发现，不用科学家去跟社会沟通，市场观念强烈的企业会自动找上门来。”美国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时的那份执着，令朱作言感慨不已。“AquaBounty Technologies公司在被审批程序拖得濒临破产的情况下还继续坚持申报，而我们当时没有经验，也没有信心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”
 
    需要更多反思
 
    在转基因研究方面，中国丢掉的或许不仅仅是一条“鱼”。
 
    “朱作言先生的转基因黄河鲤鱼，是我经常提到的案例。”罗云波表示，这样的遗憾会让中国在转基因战略上陷入被动。“未来我们在健康、环境、制药、营养领域的研究都会受制于人，绝不仅是转基因食品的问题。”
 
    在罗云波看来，公众对于转基因的认识或许存在一定偏差。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我们的胰岛素是转基因的，乙肝疫苗也是转基因的。”
 
    政府的态度也让学者们感到无奈。“在转基因重大研究专项中，只要是涉及科普的内容，不是被政府部门砍掉，就是经费被压缩。它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科普需要这么多钱。”此前，罗云波曾申请500万元经费与农影厂拍一些转基因纪录片，但经层层审批后，只剩下100万元。“这样一来，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了。” “政府在对待创新的态度上，不能是锦上添花，应该雪中送炭。”朱作言表示，政府的任务是鉴别和排除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产生的任何障碍，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引导和扶植。“在国家转基因重大研究专项中，转基因鱼这样有优势、有应用前景的研究却并未被纳入其中。”
 
    朱作言呼吁，中国未来一定要形成完备的研发转化机制。如果企业不能成为创新主体，科学家无论出多少成果，也无济于事。“我们的转基因黄河鲤早已准备好了，现在只缺政府决策准入这临门一脚。”（中国科学报）